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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2日，上海Uber司機阿順重新上路時，心裡更加忐忑不安，他剛剛看到一則被其他Uber司機熱傳的消息：5月21日晚間，靜安寺附近有Uber司機被倒鉤執法。
很快，上海市交通委執法總隊辟謠稱，5月21日晚，的確有執法人員在靜安寺執法，但並非倒鉤執法，而是蹲點執法。至於被執法的Uber司機存在什麼問題，官方尚未披露。
倒鉤是上海方言，意為“佈下誘餌，將對方引入圈套之中”。2009年，上海曾發生一起引發極大關註的倒鉤執法事件，涉事司機自斷小指以證清白。某種程度上，這從側面說明，上海是全國打擊非法營運最嚴厲的城市之一。但同時，這也是Uber進入中國的首座城市。
今年2月，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宣佈戰略合作，結束瞭一度刺刀見紅的市場競爭。於是，打車軟件的故事裡隻剩下兩位主角：本土公司滴滴快的和美國公司Uber。易觀國際發佈的《中國專車服務市場季度監測報告》顯示，2015年一季度，Uber以8.1%的專車服務活躍用戶覆蓋率排名第三。而在資本市場上，Uber正在洽談的新一輪融資或將它的估值推向500億美元，成為有史以來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。
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，Uber在中國的表現是影響其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，Uber如何在中國突圍被很多人關註。有eBay、百思買的例子在前，Uber會折戟嗎？
在很多國外媒體的報道中，Uber的性格是進擊的，態度是強硬的。有反對者對這位“全球樹敵、全球瘋長”的野蠻人敬而遠之，但也有擁躉認為，正如科技終將會改變生活，Uber也必然會被各國政府接受。
未知的風險
阿順不是微信朋友圈裡常常寫到的“多金、任性又帶點逼格”的霸道總裁。5月23日中午，開著一輛別克商務車出現在一傢五星級酒店門口時，他看上去有些疲憊和落魄，盡管用發膠打理過的頭發本應讓整個人顯得更加精神。
他不知道自己屬於Uber司機中的大多數，還是邊緣人群。反正，他當Uber司機不是要招工，或約妹子，而是為瞭討生活。
作為知青的子女，阿順的大半輩子都不順，直到退休，生活也不寬裕。一個多月前，朋友告訴他當Uber司機能賺錢，於是，對方出車，他出力，兩人搭夥幹起瞭“事業”。
在很多帖子裡，Uber司機都是“侃台灣申請商標爺”。但阿順從不高談闊論，最近幾天更是謹言慎行，遇到熱心的乘客關心他為什麼幹這個，他隻會惜字如金地吐出“順路”兩個字。其實，阿順害怕被倒鉤。
5月6日，Uber成都總部被當地交通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門聯合執法。次日，成都市交委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表示，這是一次“約談告誡和執法調查”，不是網絡上所說的“封殺”，而原因是Uber涉嫌組織私傢車介入平臺從事非法營運。
這種說法讓阿順非常不安。5月中旬，他的朋友圈裡出現瞭一份《上海市交通委員會執法總隊關於開展“颶風四號”非法營運專項整治行動的勤務通知》。這則由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指揮室簽發的文件表示，決定於2015年5月19日到21日在全市范圍內開展為期三天的“颶風四號”非法營運專項整治行動。
雖然沒有任何信息明確指出Uber是重點整治對象，但阿順在傢裡躲瞭3天，沒敢出車。
緊接著，5月21日天津市內大量出租車與專車司機對峙的新聞又傳到瞭阿順耳朵裡，他變得更加緊張。根據報道，這場對峙的起因是出租車行業受到滴滴、快的開發的專車服務的沖擊後，出租車司機對專車司機進行“釣魚”和圍堵。
以己度人，阿順認為，政策風險將是懸在Uber頭上的達摩利斯之劍。“我們和Uber不是雇傭關系，如果我們被執法，Uber會盡力而為，但他們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。”
Uber式創新
Uber自出生就站在監管之外，因為在它之前，從來沒有叫車軟件。
這傢公司的誕生源於2008年某天的巴黎街頭，兩個不懂法語的年輕人想叫輛車，但語言不通、電話不靈，於是他們特別希望智能手機上有一個按鍵—隻要一按，就會有輛車駛到面前。2009年，Uber在美國矽谷成立。英語中，Uber是形容詞，詞義為“最好的”。
2013年8月，Uber登陸中國，坐標上海。起初，Uber很小，團隊沒幾個人，由剛辭去騰訊MIG副總經理職位的王曉峰帶隊，擔任Uber上海總經理。他的上面有一個頭兒，Uber亞太區負責人Allen Penn。直到今天，Uber才覺得生意已經大到有必要招一個中國區總裁。
剛從美國出差回來的王曉峰對時代周報記者笑說，他終於要給自己招老板瞭台灣商標註冊。
在Uber中國區幾乎等於零的時候，滴滴、快的也剛剛起步，王曉峰覺得Uber在中國擴張的難度很大，但它的骨子裡藏著成為下一個現象級公司的潛力。
5月23日，王曉峰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講瞭這樣一個例子，“有一天，你去音像店買張國榮的CD，假定標價50元，裡面有10首歌，你喜歡其中6首，不喜歡另外4首。於是你說，老板，我給你30元買6首歌。結果很可能是你被老板趕出店去。”
“但事實上，你的要求是合理的，老板欺負你，逼你多花20元買自己不喜歡的4首歌。”類比到出租車行業，王曉峰覺得，不管是回城費，還是夜間加價，這些都是另一種“老板欺負你”。
在王曉峰的理解中，Uber首先是傢科技公司，而非傳統的交通運輸企業；其次，他們通過技術改變現狀—更好更快地連接乘客與車主，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，通過效率的提升擴大規模，進而實現價格的下降。
工商資料顯示，Uber上海公司的法律主體是禦駕（上海）網絡技術服務有限公司，成立於2013年9月5日，註冊資本6300萬元人民幣，經營范圍為提供與網絡和軟件相關的技術和咨詢服務；商務信息咨詢；市場營銷策劃。
作為一款叫車軟件，王曉峰認為Uber因為先進的理念和技術自成一派，區別於其他的移動互聯網公司。
例如派單環節，“非Uber”流派的做法通常是“廣播+搶單”模式， Uber則隻為乘客指派距離他最近的那名司機。後者規避瞭搶單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司機拒接短途訂單等問題。
更大的區別還在於定價。“非Uber”流派大多認同出租車的定價體系，並用補貼追求用戶。但王曉峰認為，錢買不來真愛，他們希望用戶看到自己的真性情，並因此愛上自己。
所謂“真性情”就是盡量降低基本價格，給用戶直接的實惠，而非通過返券等方式。目前，Uber在上海主要推出人民優步、UberX、UberXL、高級轎車4項服務，起步價分別為0元、15元、20元和20元。而上海出租車的起步價為14元。
更重要的是，Uber開發瞭一套動態系統。這套技術依托數據和算法，可以將一個區域的供求關系即時換算成價格杠桿（比如1.5倍價格、2.8倍價格），進而觸發市場的自動調節能力。贊賞Uber的用戶甚至認為，這傢公司應該因為創造性地解決瞭定價問題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。
2015年初，在滴滴、快的因為一輪又一輪的補貼被人熟知後，Uber則因為博得眼球的創意活動和各地政府的不斷關切而走紅。
與政府“談判”
Uber越紅，遭受的質疑越多。
例如，Uber的定價機制被一些用戶推崇，但在另外一些人看來，這是擾亂市場秩序。有出租車司機告訴時代周報記者，出租車的定價采取政府管控的方式，價格均通過聽證，而Uber的價格體系完全脫離監管。
這位司機還有一個不解之處：出租車司機都要繳納個人所得稅，Uber司機交稅嗎？Uber 公司交稅嗎？
更猛烈的質疑直接對準“人民優步”業務。這是Uber於2014年8月推出的拼車平臺。以上海為例，滿足10萬元以上車型、且擁台灣註冊商標查詢有滬牌（非滬C）兩項條件的私傢車車主可以申請成為人民優步的司機。
但在目前的法規下，私傢車載客是紅線。這也是Uber在已進入的9個城市面臨的普遍風險。
不過，王曉峰對人民優步的理解與廣州、成都等地的執法部門不同。在他看來，首先，人民優步是一個非盈利的公益平臺，Uber不抽取任何平臺組織費；其次，人民優步的價格很低，這部分費用是補貼給車主的油費以及讓他買瓶水的錢。鑒於此，Uber司機是否需要納稅也就成瞭一個問題。
“Uber司機不以開車為生，也不以此為兼職。他們隻是一周抽出一些時間，像做義工一樣去提供拼車服務。而拼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。在道路發展趕不上車輛增長的背景下，拼車可以用更少的車滿足更多人的出行。”王曉峰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。
按照這種說法，阿順不應是Uber司機的主流，不過，他的體驗卻證明，人民優步的確很難用以謀生—他賺得最多的一次是個雨天，從早上7點一直開到晚上12點，收入700多元，其中包括所有補貼，但未剔除油費。其餘大多數時候，他10多個小時的工作隻能換得四五百元的收入，剔除油費後更少，根本不像網上所說的“月入兩三萬”那麼誇張。
那麼，Uber對人民優步的解釋被政府部門接受嗎？“我們與上海這邊有過很多溝通，下一步的溝通會更多。很多時候，政府是開明的，但政府內部有著不同的部門，不同的管理層級，我們需要時間進行更多的解釋和說明。”王曉峰說。
據時代周報記者瞭解，目前，國內沒有哪座城市反對拼車。相反，2014年初，北京曾發佈《關於北京市小客車合乘出行的意見》，明確表示支持出行線路相同的人搭乘其中一個人的小客車出行，以實現環保和節約路面資源的目的。不過，人民優步目前的做法與單純的合乘有些差別。
同時，這份意見按照是否分攤費用將拼車分為公益型和互助型兩類，但沒有細致到對拼車費用作出具體限定。
5月18日，上海市交通委宣佈，由其牽頭，強生、大眾、海博、錦江等本地出租車全部參加，滴滴打車自願“入夥”的上海出租車信息服務平臺將於6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。
結合前文所述的Uber司機在靜安寺被執法的信息，Uber的處境至少讓阿順憂心不已。
對此，王曉峰這樣解釋：政府首先要規范出租車，因為這個領域的規則相對清晰，這是他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情。而Uber非常願意和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，但Uber沒有出租車的業務，暫時沒法參與。
“我們的想法和政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，比如，都希望用更少的車滿足更多人的出行。但在這個過程中，雙方需要不斷地溝通和磨合，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。我們目前肯定是奔著這條路去走的。”王曉峰說。
酷炫的野蠻人
中國不是Uber受挫的第一個國傢。Uber在公司介紹中寫道，目前正在全球57個國傢和地區超過300個城市改變著用戶的出行方式。而改變必定會有阻力。據不完全統計，除美國本土地區外，Uber還收到過多個國傢的禁令，至於出租車從業者的抗議和驅趕，更是傢常便飯。
不過，截至目前，美國已有將近40個州和城市修改瞭原有的立法或者出臺新的法案，使Uber等類似平臺能在新的法律框架內運行（包括加州、紐約、華盛頓等地，均已合法化）。
這種“戰線全開”的局面讓Uber有瞭野蠻人的稱號。據說，Uber的公司文化以兇猛和對抗著稱，忽視大部分國傢的禁令。
這種個性也被帶到瞭中國。例如，成都公司被查的第二天，Uber就宣佈，為表明優步的非盈利性質，從5月8日起，成都三環內，免費乘坐優步，行程不超過15公裡。這種做法連同行都不禁汗顏，直呼“你們真的懂中國嗎？”
而在廣州，Uber近期推出“復仇者聯盟”主題活動。這是一次商業推廣活動，但其高調也頗讓人驚訝。
有意思的是，這個野蠻人有著一批忠實的擁躉。美國知名經濟學傢、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主任泰勒·考恩就是Uber的粉絲。5月20日，考恩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法國正在禁止優步。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。當然，他們避免瞭市場混亂，但同時也阻擋瞭社會前進的腳步。”
考恩甚至相信，Uber最終會獲得全面的勝利。而在國內，粉絲對Uber 的熱愛可以從此窺見—Uber上海公司此前為5月20日的單車傳情活動征召自行車騎手，需求是100位，沒有報酬。不到3天，這個召集令吸引瞭1000多人報名。
事實上，Uber培育市場的手段非常高明。很難想象，這個目前在資本市場上估值500億美元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竟然沒有投過一毛錢廣告。用王曉峰的話說，時代變瞭，那種“有錢任性砸廣告”的方式未必奏效。
取而代之，Uber酷愛一些腦洞大開的活動，比如，一鍵叫直升機、一鍵叫船、一鍵叫舞獅，甚至一鍵叫CEO、一鍵叫佟大為，諸如此類。
王曉峰還在朋友圈裡寫下瞭一些有待實現的設想。例如，“初創企業的CEO在Uber上按下一鍵就有一輛車來到面前，車裡坐著一位靠譜的記者，進行20分鐘快問快答。這個主意有人喜歡嗎？”
這些“神奇”的活動並不是不務正業。王曉峰說，“炫酷、好玩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幫助Uber獲得更多用戶的喜愛；另一方面，雖然一鍵叫車是Uber的核心業務，但你不能攔著我們探索一些新業務，萬一成瞭呢？”
王曉峰以他的老東傢谷歌為例，這傢互聯網巨頭成立於1998年，最早的五六年裡，它隻做搜索和廣告，但後來做出瞭全球最大的郵箱Gmail、瀏覽器Chrome、無人飛機……
如果說每個創意活動都是Uber的一次微創業，那麼，問題來瞭，Uber哪來層出不窮的創意呢？
這與Uber的團隊與機制密切相關。“不能因為我們把某個英文翻譯得比較生硬就覺得我們不接地氣。”王曉峰調侃道，這指的是Uber（烏啵兒）被翻譯成“優步”。
事實上，從成員構成來看，Uber 太過接地氣而有些不像外企。這裡沒有白人，除瞭個別ABC，絕大多數都是各個城市的當地人。
比如，王曉峰負責上海和杭州兩地的團隊，總共幾十人。其中，杭州團隊的成員大多都是杭州人；而上海團隊中，一半以上講上海話。
據時代周報記者瞭解，Uber的組織架構非常扁平化，除瞭亞太區負責人，就是各個城市的團隊。由於沒有中國區總裁，諸如Uber下一步要進入哪些城市等戰略性問題，就由幾個城市的負責人商量決定。
Uber深圳的市場經理Evanee記得，有一次，他和王曉峰、北京總經理Ben與Uber CEO Travis 開會。在某件事上，Travis的看法與其他三人不同。但Travis說，“我從來沒去過中國，你們比我懂得國情，我聽你們的”。
在王曉峰看來，Uber的公司文化非常倡導創新，再加上本土化的團隊以及自由的氛圍，那些精彩的點子就能蹦跳出來。
目前，充滿創意的Uber正在全球近300個城市同時招人。這種擴張放在全世界的企業中都是少見的。但同時，Uber仍是一傢創業公司，如何與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政策和解，Uber還需要更多的“創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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